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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题:[转贴]中国人应该住多大的房子

发表于2007-06-26
住房危机:中产阶级的愤怒 薛涌

住房危机,说白了就是“中产阶级的愤怒”。他们的愤怒,并不是来源于他们经济条件和生活水平的绝对下降,而是他们心理感觉上的相对贫困。在任何社会,中产阶级都是一股稳定的力量。比起真正的下层来,他们有足够的资源和能力发出自己的声音。比起上流社会来,他们又在人数上占压倒优势。如果他们愤怒,社会就难以和谐。

这种中产阶级的愤怒,在一个经济高度增长,社会急剧转型,贫富分化日益严重的时代最容易出现。经济高度增长催生了一个暴富阶层。这个阶层,又提高了所有相关阶层(主要是中产阶级)的自我预期。当这种膨胀的预期无法实现时,就会产生挫折感。而当游戏规则的不公平成为这种预期破灭的主要原因时,挫折感就会变成愤怒。比如,你大学毕业,自认为才能不让于人。但是几年下来,突然发现一个原来能力还不如你的同学,收入已经是你的上百倍,并且致富途径不清不楚,你则连所房子都买不起。那么即使你没有生存危机也会愤怒。

面对暴富阶层,中产阶级这种“你能为什么我不能”的心态,直接投射在住房上。当他们看到一栋栋豪宅崛地而起时,就觉得自己拥有一套一二百平米的住房属于生活的底线,得不到满足就会大声疾呼。

中国大城市居民究竟应该有一个什么住房标准?我看首先要面对两个现实。第一,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还很低,住房标准和预期不能和发达国家攀比。第二,中国人口高度密集,土地资源缺乏。即使和同等发达程度的国家比,人均住房面积也要低一些。可是,当北京限定经济适用房的面积为八十平米时,网上不少人骂,说是限制得太低。显然,大家的预期还是偏高了。
发表于2007-06-26
以日本为例。日本和中国同属人口密集的国家,在战后经济高速增长时期,自始至终面临着住房危机。1966年,日本政府颁布了第一个五年“住宅建设计划法”,目标是一家一居。到1971年,第二个五年的“住宅建设计划法”提出的目标是一个家庭成员一间屋,为此计划建设960万套房,实际只完成了826万套,而此时日本已经步入世界富国的行列。1976年第三个五年“住宅建设计划法”颁布时,住宅建设的目标才从数量转为质量。到1986-1991年第五个“住宅建设计划法”期间,日本人均国民所得已经超过了美国,但有24.5%的家庭还居住在超低标准的出租房中。可见一个人口过密的国家,解决住房问题是多么难。

再看居住面积。在二十世纪开始,日本的中产家庭平局居住面积为165平米,到了1989 年则降为89平米,主要是战后人口增长压缩了居住空间。以战后的数据算,从1963到1988年的经济高速增长阶段,家庭平均住房面积的增长非常缓慢,从72.52平米增加到89.29 平米。而在1988年,以2003年的美元价值计算,日本人均GDP达到两万两千多美元。

中国现在的人均GDP才一千多美元。参照日本的标准,大都市中一家80平米的住房标准,恐怕已经超高了。根据不切实际的预期,要求政府以行政命令的手段降低房价,让中产阶级家庭都住上接近一百平米的房子,显然违法市场的基本原则和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。

不过,说房地产是暴利产业,让政府发展廉租房来照顾穷人,让开发商放手谋求暴利,甚至限制房地产业的准入资格,则更是荒唐。暴利经济(如中世纪的奢侈品贸易)是市场发展不充分的表现。经济越现代化,商品市场就越以小民百姓的基本需求为核心。中国目前的住房市场应该主要是几十平米的平民房。大部分人的住房还是要在这个层级通过市场来解决。房地产变成暴利市场,还是政策太向豪宅倾斜,开发商的垄断太多。比如单位集资建房,有人说是开历史倒车。其实,单位如果不正当地掠夺了社会资源,我们可以在制度上限制这种掠夺。但单位要不要给职工提供住房福利,是单位的自主权。在需要大量资金的房地产市场上,单位代表职工集团购买,对房地产商可能更有讨价还价的筹码。日本经济高度增长期间,公司不仅给单身职工提供宿舍,结婚职工也大量居住在单位的公寓里,有效地降低了职工的住房开销。
发表于2007-06-26
日本的住房问题,一直是民生一困,但没有发展到象中国这样爆炸性的地步。究其原因,一是人家的经济起飞创造了均富的社会,有终身雇佣,有全民医疗保险,人人的生活都有基本的保障;二是竞争规则透明,致富的轨迹清清楚楚,大家服气。结果,老百姓接受现实也就容易一些。我们则是个暴富的社会,让人咽不下气的事情太多,住房的预期被先富起来的人抬得太高,人们不愿意面对现实。所以,抑制房价,一方面要降低老百姓的住房预期:不买房能过,就不必急着买房。三口之家六十平米能对付,不必着急住八十平米。这样就减少了需求。另一方面,则要把房地产从暴利产业改造成平民产业,在超标的住房上加重税,暴富者要为自己多占用的土地资源多付出些代价。当建豪宅被税压得没有那么多油水时,房地产商们才会在建设几十平米的民宅上花心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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