主题：秦王川：缘于新区的“变”与“盼”

  
 
 2010年8月3日，兰州市正式决定：兰州新区选址永登县秦王川。选址甫一敲定，众多项目已迫不及待地展开。

 然而，规划的宏伟蓝图背后，是投资者、务工者和当地村民对于新区大环境的无法预知和殷殷期待。

  引擎巨大的轰鸣声闷雷般从头顶的天空掠过，飞机缓慢钻进云层，消失不见了。

 个体出租司机王新国大口嚼着包子在中川镇街上一边等待载客，一边漫不经心地看着电线杆上贴了一层又一层的招工启事。1个月前贷款5万元买的深灰色五菱微型面包车停在不远的路口，座位上的塑料包膜还没有撕掉，绑在后视镜上崭新的红布条在风中飘舞。

 半年前，他从破产的鸵鸟养殖场下岗，之后去工地搬过砖、卖过菜，最后选择了跑个体出租。

 38岁的陕西渭南人古世光是众多外地打工者中的一员，他在中川镇已经干了整整8年。8年里，古世光跟老乡工友辗转中川、秦川镇多个乡村，盖起了一座又一座二三层小楼。

 吃过午饭，古世光一个人在出租房院门口抽烟，他指着马路对面两层新盖的民居，不无骄傲地说：“这楼就是我们盖的！自从要建新区，活儿也比以前多了，现在好的时候每个月能赚3000元。”

 然而，即便离兰州尚有数十公里之遥，这里的牛肉面、肉蛋菜价却几乎与兰州一同水涨船高，更让古世光觉得“气愤”的是：多年未变的房租也涨了。

 西槽村里，一间不到20平方米的平房里，蜗居着古世光、妻子和两个娃娃——四口之家，窗户上钉着两层塑料布，光线很暗。除了一张大床、一个暗红色的立柜、一台老旧的21英寸彩电，再无其他家什。如此简陋的斗室，房租也从今年8月的240元/月涨到了350元。房间正中是一个黑色的炉子，火苗在炉膛里蹿动，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煤烟味儿。即便烧着炉子，屋子里还是很冷。古世光搓着手，嘴里哈着气抱怨说：“房租涨了也只能接受，现在房子太紧张了。”

 对房租上涨妥协的不只是古世光一人。

  10月25日下午3时，碎雪迷蒙。公路蜿蜒，仿佛一条青蛇在开阔的荒滩平原上游动。两旁大片的空地上鲜有种植作物的大棚和务农的村民。

 王新国照例在西槽村农贸市场附近拉活儿。这天上午他跑车赚了50多元。

 “去哪儿？红玉村？”

 “红玉村现在是我们中川镇最富的一个村子了！”

 “听您口音不是本地人，是来考察投资的吗？最近来我们这里考察的人太多了！”王新国紧握着方向盘，自顾自兴奋地说。

 从西槽村十字路口到红玉村的这条5公里不到的柏油马路，在刚刚跑车的一个月内，他几乎每天都要往返10次以上。远远地，王新国看到迎面走来的穿着天蓝色工作服的两名行人，赶忙摇开车窗玻璃大声喊道：“等一会我回来送你们！”

 王新国口中的“最富的村子”红玉村是引大入秦工程通水后新建的移民村，这里海拔近2000米，空气湿冷，风沙较大。2006年因吉利汽车兰州项目建设需要，当地政府和相关企业先后投入2400多万元，对村民整体施行征地补偿搬迁。

 村落由一排排二层独院小楼组成，统一的赭红色琉璃瓦、绿色大门、铝合金窗户和淡黄色的围墙，墙上是古色古香的画作和诗句。很多小院门口贴着“有房出租”的广告。

 临近冬天的红玉村，仍然有五六家住户在大兴土木，加盖房屋。水泥、红砖堆满了门口的过道。而村口耕地附近的几个猪圈、狗窝里却空空荡荡。

 走在村子的巷道，记者向一位扛镐头的老者打听盖房子的事情。老者上下打量一番，直接说：“你租房子吗？我们家还有一间空房。”

 43岁的胡勇军是村里1000多户居民中的一员。

 2008年搬到现在的新址定居，搬迁征去了家里耕种了近20年的3亩地。“按当时的标准，每亩地1.6万，加起来不到5万块钱。补贴的钱都用来盖房子了，自己还添了7万多元。”

 自从搬到新家后，将近4年的时间里，胡勇军和妻子马燕秋没再干过和种地有关的农活。马燕秋在自家的小超市里打理生意，来买东西的顾客三三两两。

 如今的红玉村村民，在被征收土地以后，大多出去务工，留下来的主要从事餐饮服务业，以租赁住房或者跑运输为生。“我两个女儿都在兰州的饭店打工，一个月收入1000元出头吧。村里在附近工厂打工的不多，有四五十人。”马燕秋说。

 “新区建设，会加快秦王川城镇化建设的步伐，村民应该提早做好对接和转型，这不仅是从农民向城市居民的身份的变化，也是思想的一种转变。”红玉村支部书杨学太说。